萧山股票配资寻根记：一个离散家族的中国往事与南洋伤痕

家族离散海外萧山股票配资，他成了被留在原点的那个坐标。等待，成了他生命后半程的主题。

“我没有成功地把他们聚在一起，也没有人比以前更快乐。”

文｜南方周末记者朱圆

责任编辑｜李慕琰

▲德国华裔导演杜耀豪历时四年半制作了纪录片《你豪吗》（Hao Are You），探寻母亲支离破碎的家族历史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在广州一家咖啡馆里，德国华裔导演杜耀豪向作家陈润庭提起，自己的外祖父母来自汕头。彼时陈润庭心中一动，他是汕头澄海人，冥冥中觉得，眼前人或许是同乡。后来，杜耀豪正式拜托陈润庭帮忙寻亲，证实了这一直觉。

他们手上只有三条线索：杜耀豪外祖父的名字“许桐芝”，外祖母的名字“林秋婵”，外祖母弟弟的名字“林木通”。后两个名字指向同一个地点，澄海区隆都镇鹊巷村。而外祖父的信息则模糊得多，只有名字，没有具体籍贯。在这个千余人的林姓村落旁，散落着四个许姓乡村，寻找如同大海捞针。

寻找从一个电话开始。陈润庭联系了隆都镇政府，对方承诺通知乡里，之后便杳无音信。转机出现在他父亲——一位族谱爱好者身上。当他驱车前往鹊巷村，在党群服务中心提起林木通时，妇联主任立刻回应，木通已经去世蛮久了，但是他还有儿子，她有他儿子的微信。

过往由此接通。林木通的儿子确认了关键信息：家族是越南华侨，后从越南去了德国。更深的秘密也随之浮现。原来，林木通与杜耀豪的外祖母并无血缘关系。在那个贫穷的年代，这户生了四个女儿的家庭，将小女儿送人，换回一个儿子，就是林木通。

陈润庭的父亲从这条线索出发，辗转找到了杜耀豪外祖父所属的村庄，并在那里找到了保存完好的族谱。“把杜耀豪一世祖到十八世祖，整个序列都给他查了出来。”陈润庭回忆。

当杜耀豪把家族老照片发去，屏幕那头传来确认，这就是他们的亲戚。

寻亲那日，当林木通的遗孀从巷口缓缓走来时，杜耀豪迎上去握住她的手，瞬间红了眼眶。

1949年，杜耀豪的外祖母曾想将年轻的林木通接到越南生活，但时局突变，计划永远搁置。林木通终身留在澄海，贫苦务农。2009年临终前，他嘱咐妻子保管好自己的退伍证，如果他的外甥来找他，就拿这个证，和他们认亲。

十六年后，杜耀豪来了。

这次寻亲只是杜耀豪家族拼图中最新找到的一块。当镜头拉远，这个家族更破碎的图景方才显现。杜耀豪母亲这头的七个兄弟姐妹因越共时代的浪潮冲散于三大洲，有人逃亡，有人被关押，有人精神受创，有人四十年不通音讯。

离散的裂痕深如沟壑，而所有的线索，都始于杜耀豪母亲在德国寓所翻出的那张七人童年合影。照片里的七个孩子，尚不知命运已暗流汹涌。

▲在鹊巷村，杜耀豪（后排右三）与外祖母弟弟林木通的遗孀（前排右三）及后代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显影：七人旧照

1986年出生的杜耀豪，在德国家中和母亲整理旧物时，发现一个塑料袋里，装着厚厚一叠旧相片和底片。光线穿过房间窗户，透过底片，映照出黑白灰人像，母亲惊喜地喊道：“这是我们小时候的照片，七兄弟姊妹！”

母亲拿起另一张孩子们的合照，用粤语向杜耀豪介绍着每个人。六个孩童并排立在屋内，穿着如今看来颇具年代感的衣衫。大姐已是少女模样，她托抱着的三弟尚在襁褓之中，而幼弟在这个定格时刻还未出世。母亲是七个孩子中的二女儿，拍照时约莫六岁。

杜耀豪的父亲极少谈及越南。这位3岁时从广东花都迁至越南，又因时局动荡最终落脚德国的男人，将前半生的记忆封存得严严实实。在德国家中，关于根柢的叙事，更多由母亲承担，她总用粤语反复叮嘱：“你的祖先是中国人。”

这句话伴随杜耀豪长大，像一个悬而未决的谜题。他出生在德国，母语是德语，却长着一张东方面孔。在学校，他的名字“Hao”会被同学戏谑地与德语中“殴打”（hauen）的发音联系起来。他名字中的“耀”字，在父母移居德国后，被译成了越南语“Dieu”。杜耀豪猜测，这或许更多地出于实用考虑，但可能也具象征意义，连接着家族背后中越两段交错的历史与漂泊的轨迹。

杜耀豪有一个大他七岁、感情甚笃的姐姐，姐姐两岁便来到德国，比他更早融入这片土地。而母亲，那个总在提醒他“记住根”的女人，1981年到德国后，在鱼店工作了整整三十年。

▲杜耀豪的母亲与兄弟姊妹的合影，摄于1954年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他们在家中多用粤语交谈，母亲和外祖父讲潮汕话，于是这种方言也成为杜耀豪耳畔熟悉的背景音，虽不解其意，却觉亲切。成长中的饮食，自然地融合了广府、潮汕与越南的风味。他在德国北部的小镇施塔特哈根长大，后来为了求学搬到柏林，而在柏林，他身边亦不乏越南南部的友人，再叠加上德国生活的底色。

“在德国，我可能总是面对‘为什么我不同’或者‘是什么让我们不同’这样的问题。”这些追问，起初或许只是少年对自身特殊性的隐隐不安与自卑，但最终沉淀为一种更为深邃的驱动力。“大概真的只是我对历史本身和文化认同根源的好奇心。”他这样剖析自己。作为一个在经历过巨大变迁的家族中出生的人，理解家人的过去，近乎一种本能。

当他开始学习电影，他必须问自己：“有什么事情是我真的能做得最好，或者说我个人对电影有什么独特的看法？”答案渐渐清晰，“我觉得家族历史是我能做得好的事情，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，而且还能理解我家人的过去”。

这一思考最终孕育出影片《你豪吗》（Hao Are You，2023）。该片从2018年开始筹备，历时四年半，于2022年制作完成，在镜头中探寻母亲支离破碎的家族历史。

促使杜耀豪按下摄像机录制键的，是那些偶然发现的家族合影，是母亲在翻找出这些照片时，那句复杂的、几乎成为她生命注脚的喟叹：“我为了家庭付出多少啊！”这句喟叹背后，指向的是1975年越南的时局，当时掌控越南南部的是北越政权。

从母亲断断续续的叙述和日后寻访中拼凑出的图景是，越南南北统一后一度大肆驱赶南方的华人，作为华裔商贾之家，他们首当其冲，一家人被反复分开审问，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。母亲曾在市集卖布，被抓到就要行贿。后来，他们被迫迁往所谓“新经济区”艰难渡日。

“那段历史表明，（当时的）华人是被仇恨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系统的台柱。”这并非杜耀豪的判断，而是他从家族长辈的遭遇和史料阅读中归纳出的、那个时代加诸越南华裔群体的标签。正是这个标签，成为家族命运分岔的起点。

寻踪：离散版图

为了理解母亲的家族历史，杜耀豪踏上了旅程，首站到达香港，寻找最早离开越南的大舅。1973年，这位年仅26岁便离家的长兄，在香港卖面条起家，后来开了一家小有名气的越南菜餐厅。

面对来自德国的外甥和镜头，大舅无所顾忌，他直言财产当年被掠夺。但他谈论战争本身甚少，弥漫于言谈间的，多是家庭创痛。

他回忆自己的父亲——杜耀豪的外祖父——一个布商，曾因出轨导致妻子冲出家门欲跳桥自杀。他的童年浸泡在孤独与早熟的苦涩里，7岁就开始饮酒，18岁时曾为美军担任过七个月的翻译。对于散落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，他的评价是：“各顾各的，没有亲情。”他告诫满怀探寻热忱的杜耀豪：“不关你事，你是第二代。”

这趟香港之行，让杜耀豪发现，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下，盘根错节的尽是私人怨怼与创伤。他意识到，“虽然自己的初衷是验证越南历史，但发现个人的和政治的难以分开”。

▲为了理解母亲支离破碎的家族历史，杜耀豪踏上了旅程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第二站，他飞越太平洋，抵达洛杉矶，拜访家族上一代中年纪最大的大姨。她是1990年才最后离开越南的。

她的记忆更为具体而惊心。子弹飞过街道，全家人用厚重的布匹挡住大门，蜷缩在客厅后面房间的床底。待扫射的喧嚣过去，战战兢兢地查看，大门上已布满弹孔。

她的叙述里缠绕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卑，认为自己和小舅长得丑，是母亲最不喜欢的两个孩子。她没上过学，从小学习制衣，生活贫寒，婚姻亦不幸福。她唯一的女儿从旁解释：“头胎生儿子像皇帝，（所以家里人）对我妈没那么关心。”在异国的晚年，她与女儿加入教会，一起唱诗。

第三站，仅二十分钟车程，便到了小姨的家。她是1979年离开越南的，先前往德国。她的丈夫大约在同一时期从西贡逃往美国。当她在德国处理好一切事务后，便希望尽快与丈夫团聚，于是选择在洛杉矶定居。

对于南北统一后的生活，她的感受略显不同，认为日常变化起初不大，“但友人很多不见了”。士兵曾驻守家中，她的角色是逗乐，让士兵开心，母亲则暗中保管家中仅剩的物资。

小姨的逃亡之路坎坷。初次偷渡被骗，钱已付出却无船来接，被抓后关了三个月。杜耀豪的母亲曾去探监，带去食物和钱，都被卫兵扣下。她指出，当年的劳改营如今仍是监狱。

被释放十五天后，她再度逃亡，未与任何人告别，只对她的母亲说了一句：“妈，我走了。”离开为自己哭泣的母亲，她带着三舅，每人花费十盎司黄金，穿越中国南海，十五天后抵达安全之地，旋即飞往德国。她回忆，当时想去美、法的人，须先滞留泰国难民营五年，而她自觉“去哪都行”。

他们尚且算是幸运的，“有很多关于家庭被拆散，有人失踪、死亡或者被（泰国）海盗抢劫、强奸和绑架的悲惨故事。”杜耀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
旧债：牺牲与沉沦

得知小姨与三舅逃亡的历史后，杜耀豪的内心涌现一个苦涩的疑问：“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拿去给劳改营的小舅，换他自由？难道一定要牺牲一个，换另外两个？”

小舅的命运，是这个家族伤痕中最沉重的一笔。年仅十七八岁的他曾被送入再教育营，度过一年光阴。在那里，他每天写检讨，凌晨四点起床去农场工作。关于他为何未被赎回，原因已湮没在混乱的时局中。

杜耀豪分析，“我无法确定是不是钱的原因。不过有可能，因为那时候如果想被‘赎回’，释放的程序很模糊不清，官员或者狱警都需要行贿”。越共刚刚掌控的越南南部，“非常不稳定，每个人都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生存下来、保护家人”。或许这种“牺牲一个，换另外两个”的抉择，是无数家庭在极端动荡中被迫面对的普遍现实。

正如杜耀豪所理解的，逃亡本身“从来都不保证成功”，且代价高昂，许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一次尝试。对杜耀豪的家族来说，分批逃亡，让一部分人先走，正是无奈之下的策略。

▲外祖父母和子女的全家福，摄于1970年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然而，创伤并未因逃离而痊愈。1980年，小舅最终随父母抵达德国，起初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寓。母亲去世后，他曾在汉诺威附近的施塔特哈根与父亲同住。但再教育营的经历，如同毒液般持续侵蚀着他的精神。他被确诊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，一度入住精神科病房，后来尝试独立生活，由社工定期探访。病情反复，他曾流落街头，最终不得不长期居住在辅助生活设施中。在杜耀豪的镜头下，这位小舅总是沉默地劳动，用抹布来回擦拭着地板。

家族中还有一位兄弟，三舅，他的故事在2017年因中风去世而画上句号。他生前拥有伪造的出生证明，借此逃避了兵役。17岁成为汽修学徒，曾因携带可卡因被抓，是家人拜托熟识的警官销毁了证据，他才得以释放。

在西贡，杜耀豪寻访二舅时得知，他在越南彼时的生活异常艰辛，“不能做生意，全是合作社，找工作也很困难”。他因偷渡在1976年和1977年两次坐牢，第一次在黑暗里关了一个月，没有灯，没有太阳；第二次关了一年，虽要劳动但相对自由。

二舅曾被迫加入南越军队，幸得大舅从中斡旋，才侥幸在次日被放归，躲过了“每天死上百人”的战场。当日后被审问为什么加入南方兵时，他反诘审问者：“你们为什么当北方兵？因为你们生在北方，我生在南方。”并认为既然国家统一，应不计前嫌。

然而，生存的压力最终将他引向了一条灰色的道路。杜耀豪发现，二舅从事的生意是越南新娘婚介。更让杜耀豪感到命运残酷反讽的是，他在寻根过程中发现了另一条线索，他外婆的姐妹就是被卖掉的。

杜耀豪对此有清晰的道德判断：“我认为他所做的完全是错的。”但作为记录者，他克制了直接的干预：“这不是我目前的角色……但问题是他为什么需要那样做？”

认亲：宗祠与深巷

带着对越南与海外亲人的记忆碎片，杜耀豪来到了祖籍地广东。这并非他最初的计划，全因歌德学院与新造空间合作的艺术家驻地项目而成行。

杜耀豪在广州新造附近住了六周，在新造空间主理人许冰煌、研究员潘越、实习生付思睿与志愿者陈润庭的陪伴下，于2025年11、12月踏上了寻亲之旅。

在父系这边，线索始于香港亲戚提供的一个地址和名字：花都区田美村。潘越起初以为是个小村落，一查才知有村民6800人。他们寻找杜氏宗祠，发现其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

前往之日，纯属偶然，正撞上杜氏宗祠翻新三十周年庆典的最后一天。杜耀豪被引入香烟缭绕的宗祠内，拜谒祖先牌位。在浩瀚的族谱中，他们找到了杜耀豪父亲和爷爷的名字。

宗祠里一位负责联络的人，很快找到了阿豪的一位叔叔。随后他们去到叔叔家中，叔叔拿出一张老合影，上面有好多人。“然后立刻认出了那个人是阿豪的父亲，旁边的就是叔叔”，潘越见证，“那是一个比较动人的瞬间”。

按照宗族礼俗，在奉上一千元礼金后，杜耀豪的名字被郑重添入族谱。当晚，他被邀请赴宴，并用粤语面对数千族人演讲。潘越回忆：“他非常成功地用粤语面对几千人作了一个演讲，我觉得非常令人印象深刻。”

一位相认的叔叔，对杜耀豪倾诉了许多家里的经济纠纷，诸如弟弟占了父亲的房子，用砖头砸碎房顶等。杜耀豪在田美村感受到的，是一种排山倒海般的、因姓氏和血缘而来的接纳，但他“待得越久，越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”。

▲他们来到花都区田美村的杜氏宗祠，在浩瀚的族谱中，找到了杜耀豪父亲和爷爷的名字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母系这边的寻访，则交织着更细腻复杂的人情冷暖。在汕头澄海隆都镇鹊巷村的寻访，系于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名字，林木通。

这个被置换而来的孩子，日后人生轨迹被更大的历史力量再次扭转。越南统一前，杜耀豪的外祖母在越南已建立起中产之家，生活优渥。她惦念着留在家乡刚成年的弟弟，计划将他接到越南，帮他改善生活。然而，1949年的政局剧变，隔断了姐弟团聚的迁移计划。

林木通的人生被改变。他去当兵，退役后被分配到湛江造船厂，从事着辛苦且危险的工作，“船来了，他得跳下水，去绑绳子”。后来他回乡娶妻、务农，沉默地度过一生。家族离散海外，他成了被留在原点的那个坐标。等待，成了他生命后半程的主题。

2009年，林木通去世。这个一辈子几乎没照过相的老人，曾专门请家人为自己拍照，留待远方家人来认亲。临终前，他拿着自己的退伍证，嘱托妻子，如果大姐的后代来找他，就拿这个证，和他们相认。

在鹊巷村，当林木通的遗孀从巷口慢慢走来时，杜耀豪瞬间情绪翻涌，上前紧紧握住她的手，眼眶通红。陈润庭和家人见状，也“想抹眼泪”。陈润庭感受到，老太太的出现，让他们这群后来者，“离不可追溯的历史，一下子能够触及到一点”。

然而，当晚在林木通儿子家中，众人想看看林木通的照片和那张重要的退伍证，却遍寻不着。家人解释，从老屋搬到城里时未带走，老屋后来遭贼，东西可能遗失了。杜耀豪对此若有所悟，用翻译软件对陈润庭说：“家庭档案是有阶级性的。”

陈润庭留意到，杜耀豪外婆早年寄回的家信同样遗失了。他进而意识到，即便在今天，获取影像已如此便利，不同家庭对待记忆保存的态度，依然深刻受制于阶层所塑造的观念差异。

后来，林木通的儿子找到了父亲的照片，发给杜耀豪。令杜耀豪最为惊讶的，是林木通的过度衰老，他去世时只有78岁，但照片里的他，看起来像是90岁老人。

温差：甜汤与她的声音

那扇虚掩的木门后，是杜耀豪外祖母林秋婵远嫁越南前全部的少女时光。屋子倚着山势，杜耀豪站在门前，不说话，只是来来回回地走。外祖母1980年逃到德国，不久便去世了，他从未见过她。

此刻，他站在她生命的源头，看着屋前那口老井，心里忽然清晰地浮现出一个画面：一百年前，那个同样年轻的女孩，便是从这里提起一桶桶清冽的井水，转身走进家门。这画面并非来自灵异的感应，而是母亲、舅舅和姨母们讲述的涓滴记忆，在他踏上这片土地时，骤然汇聚成河。

▲外祖母林秋婵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这一日的波澜远不止于这片刻的追想。此后数小时，当他们转而寻访外祖父许桐芝一脉的亲戚时，空气陡然冷却。陈润庭看得分明，这些许家亲戚更在意的是在场同乡的目光与自己父母的身份，对于这位远道而来的外甥，更多的是一种公事公办的疏离。杜耀豪后来也多次调侃，这群一身黑西装、时刻叼着烟的男人，身上有种“Mafia（黑手党）”的冷硬气息。

不过，传统的礼数谁都无法省略。他们坚持要按潮汕习俗，带这位游子去吃一碗甜汤。在前往店铺的路上，杜耀豪反复问陈润庭：“这真的是必需的习俗吗？”汤圆很糯，糖水很甜，寓意着团圆美满，但吃在嘴里，杜耀豪却品出了一天之内经历冰火两重天的恍惚。

那晚回到酒店，他无法平静，立刻打电话给伴侣，第二天又打给朋友，一遍遍重述这难以置信的一天：“也许我在德国一整年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多事情。因为这一切极其情绪化，又极其私人。”

在那些密集的、充满古老仪轨的场景中，杜耀豪的视线却时常越过高谈阔论的男性，落在一旁沉默的女性身上。当男人们簇拥着安排合照时，总有几位女性亲属悄然退到镜头之外，她们低声说着“让男人去照就行了”。但杜耀豪却有意地将话语权引向在场的女性。他不断地询问她们，对他的到来是什么感觉，记得哪些过去的事情，并主动提出要与所有女性亲属单独合影。

杜耀豪翻看的族谱上只有男性的名字，但养育他、影响他至深的，却是在历史惊涛中坚忍的女性，不仅有在德国鱼店工作三十年的母亲，还有在越南时期暗中守护家庭的外祖母。他从表姐那里听过一段记忆：夜晚熄灯后，家中的女人们躲在房间里悄悄数着金条、金粒与首饰，为未知的逃亡做准备。两人分享时，曾因其中的荒诞咯咯发笑，但笑声之下，是沉重的压力。“我知道男性在社会中倾向于发言，”他想，“但显然女性可能有更多的话要说。”

这场寻亲，也如石子投入静水，在家族中漾开涟漪。杜耀豪的纪录片成了与散落各地的表亲保持联系的纽带。当他动身前往汕头时，也将消息更新给香港和洛杉矶的亲戚。他的母亲最为激动，因为这是“她母亲的故事”。在德国时，母亲从未提及外祖母有个叫林木通的弟弟，直到杜耀豪踏上寻亲之路，她的记忆仿佛被突然唤醒。也是在杜耀豪开始寻根后，母亲才从家中找出了那张全家福。

在澄海的那个上午，德国时间刚至清晨，杜耀豪拨通了母亲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传来了她已很少使用却依然纯正的澄海方言，与林木通的儿子缓缓交谈。她问起自己外祖父母的职业，对方可能并不清楚，未能答出。

杜耀豪的母亲生于越南，对母系的根源知之甚少，而这一次通话，仿佛是她迟到了数十年的、对母亲历史的追寻。杜耀豪的旅程，因此不仅关乎自己，也激活了母亲那一代人沉睡的记忆。

在寻亲之外，许冰煌如此理解杜耀豪此行的意义：“个人在宏大的家族离散历史中，个体在后离散时代，去处理长时间、复杂的家族历史遗产等议题。”

转念：筑塔与见证

杜耀豪曾与有相似家族离散经验的朋友讨论：“那些来自过去的深刻创伤……仍会在幸存者的生活中持续回荡、影响并造成心理损伤。”他相信，“交流想法或创建一个与过去进行历史对话的平台，具有疗愈作用，更重要的是它能带来和解”。

然而，和解在家族内部却如此艰难。杜耀豪曾怀抱朴素的愿望，试图充当黏合剂，撮合一场家族聚会。

母亲的态度似乎支持这种努力，她告诉杜耀豪，“始终是兄弟姐妹，你就说或许这次会是最后见面，看你小姨怎样反应”。然而小姨直接拒绝与杜耀豪母亲见面，杜耀豪询问若母亲不在场她是否愿意赴约，小姨的回答斩钉截铁：“只要你妈在越南，我就不会去。”

大姨曾拿出自己的嫁妆黄金为二舅在越南买房，但两人四十年没有联系，二舅从未给她打过一个电话。当杜耀豪劝二舅拨通越洋电话，试图化解冰封时，大姨接起后先是嘲讽：“你还记得你有一个大姐啊。”随即以身体不好、无法独自乘机远行为由拒绝聚会，最后留下一句：“最穷的是我，很感谢你们记得我。”

离开洛杉矶时，失败感在杜耀豪心头挥之不去。他想起自己常做的一个梦，自己在建塔，塔不停地崩塌。他忽然反应过来：“要学会的不是搭建，而是如何面对崩塌。”

最终，只有母亲、大舅、二舅三人在越南实现了小规模团聚。他们带着各自的子女，重访胡志明市堤岸第六区的旧居。站在故宅门前，指认着哪扇门内曾有哪个孩子降生，那一刻气氛尚算温馨。然而，到了晚间聚餐，积压的旧怨便如地火般蹿出。大舅指责杜耀豪母亲曾与小姨争夺遗产，母亲则反唇相讥，批评大舅随意发火“很失礼”。

次日白天，三人合照时，大舅姿势僵硬，杜耀豪在一旁皱眉，露出意味复杂的微笑。在餐厅里，拌嘴再度升级为争吵。杜耀豪忍不住问：“为什么你们关系这么差？”二舅的回答直白得近乎残酷：“因为我们并不爱彼此。我们不在一起太多年了。”话音未落，大舅便以更激烈的言辞攻击杜耀豪母亲“破坏别人家庭”，母亲则反讽他是“全世界最好的”。二舅和杜耀豪只能在旁无奈劝架。

冲突在杜耀豪回到酒店后试图联系大舅时达到高潮。大舅在电话中言辞激烈地拒绝沟通，甚至威胁说再打来就要报警告其“谋杀”，随即挂断。

▲时隔多年，阿豪的母亲与大舅在越南碰面，前往故居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这是杜耀豪旅程的最低谷。至此，他彻底明白，自己无法也无须为上一代的创伤与恩怨负责。他的角色，不是法官，而是见证者。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：“在关系中，我们是他人生活的见证者。我喜欢这个观念，我们以某种方式互相关联，所以我也与他们的历史相关。”

这种定位通过纪录片创作得以深化。剪辑陷入瓶颈时，他的导师提供了颠覆性的建议：关掉所有画面，只聆听采访录音，两个月内不看影像。这对习惯于视觉思维的创作者而言，无异于一次“信仰的飞跃”。他照做了，两个月里，他只面对亲人们的声音。那些用粤语、英语讲述的，充满情感风暴、时常跳跃、夹杂着痛苦与怨愤的叙述，动荡时期的恐惧、逃亡路上的艰辛、家庭内部的委屈，所有这些情绪，剥离了画面的修饰，以最直接的声音形式冲击着他。

两个月后，重新打开画面，他发现了新的剪辑逻辑。声音的河流引领他重新拼接影像碎片，他不再执着于最初预设的政治历史框架，而是让材料自身的情感脉络浮现。杜耀豪总结：“电影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透明的失败过程。我没有成功地把他们聚在一起，也没有人比以前更快乐。”

艺术创作，成了他安放、消化并转化家族历史重负的独特方式。“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拯救了我萧山股票配资，我认为这就是艺术的意义——提供某种视角……你可以通过创作艺术或者讲故事来处理你的羞愧或痛苦。我觉得这非常有力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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